（预商数字经济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课题组）

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预经济学的诞生，标志着经济学从“事后调节”转向“事前预置”，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适配理论的深刻演进，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预则立，不预则废”智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是对中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与理论升华。当经济学的研究焦点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布局，聚焦于“预见-预置-聚和-预分配”的前置逻辑时，它必将成为破解深层供需错配、激活全要素潜能、优化财富分配格局、最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与行动指南。

一、预经济的内涵深化与核心要义

在深入探讨预经济学之前，必须首先厘清预经济的核心内涵，特别是其与财富创造和分配紧密相关的深层逻辑。

预经济绝非“预订+经济”的简单叠加，亦非局限于预售、众筹等具体交易模式的狭义范畴。它是一种以预消费原理为起点、以数据要素为新质驱动力、以生产性交易为关键纽带、以预分配机制为重要保障的现代经济形态。其根本目标在于实现需求与供给在时空上的精准匹配、资源配置效率的极致优化、以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与包容性发展。预经济的本质是经济活动全流程的“前置化”与“精准化”重构，是对市场运行规律的前瞻性把握与能动性运用，是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是对经济活动起点（需求侧）与终点（价值实现）以及中间过程（生产与分配）进行系统性协同优化的革命性探索。深入理解预经济，需把握其四重内在规定性：

其一，逻辑起点前置：从“生产后找市场”转向“锁定需求再生产”。这要求彻底摒弃盲目生产的传统惯性，强调一切经济活动必须建立在科学的需求预见与聚合基础上。通过前置性的交易（如预购、预订单）锁定相对确定的需求信号，使生产活动具有高度的针对性，从源头上减少无效供给和资源浪费。经济制度与政策设计也需以此为基点，将“提升社会总效用、减少非必要损耗”作为核心目标。

其二，价值创造核心：重构财富源泉认知，确立“按劳、按数、按需”的分配导向。预经济学认为，真实的财富源于自然资源（N，Nature）和人类劳动（L，Labour）的结合，其中消费行为本身也是一种实现价值的劳动（消费劳动）。资本（C，Capital）在此过程中主要扮演“催化剂”角色，能加速价值创造，但其本身并不直接创造价值。这一认知打破了西方经济学中“资本主导分配”的神话，揭示了按资分配在本质上的不合理性。预分配理论强调，在预经济模式下，应依据价值创造的真正源泉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包括生产劳动和消费劳动）、按数分配（依据数据要素的贡献进行激励），并随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逐步朝向按需分配的更高阶段演进。这种分配机制内嵌于预经济流程，能在价值创造之初就更好地界定各方权益，促进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其三，运行机制协同：在效率、公平、可持续之间寻求动态平衡。预经济通过“预配置”机制，将生产要素（包括数据要素）在事前进行更精准的规划与投放，力求在个体短期利益与社会长远福祉、经济效益与生态社会效益之间建立有机平衡。它追求的不是单一指标的优化，而是经济、社会、环境综合价值的最大化跃升。

其四，根本目标统一：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阶融合。预经济学既深刻尊重市场运行的客观规律，更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主动的预见、预置和预分配，使经济规律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共同福祉”这一最高目的。它标志着经济学从侧重于描述和解释世界的科学，向更侧重于合理改造和优化世界的实践哲学的转变。

中核预商购平台、浙江义乌小商品预购生态等实践，已初步展现了预经济在区域层面的应用潜力。随着探索的深入，一系列理论问题亟待系统回应：如何构建更科学的需求预见模型？如何通过生产性交易彻底打通供需壁垒？如何让数据要素深度融入预分配机制并产生乘数效应？这些都需要预经济学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二、预经济学的多元理解路径与核心架构

目前，理论界对预经济学的理解大致可分为三种路径，其深度和广度各异。

第一种是“前瞻性交易经济学”路径。此路径将预经济学主要理解为对预订、预售、预转让等前置交易模式的规律研究，侧重于分析其在优化库存管理、稳定产能利用、降低市场风险等方面的微观机制。这常见于电子商务、供应链管理等领域的研究，视角相对具体而微观。

第二种是“预测经济学”路径。此路径将预经济学等同于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进行市场趋势预测和分析的学问，核心是“用数据洞察未来”，本质上是传统计量经济学和预测技术在数字时代的升级应用，侧重于技术工具层面。

第三种，也是最具系统性和革命性的，是以余求宝教授为代表的预经济学理论体系。该体系将预经济学界定为一个以“产消者理论（Prosumer Theory）、预消费原理、生产性交易理论、预分配理论”为基石，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关怀，融合“需求预见、资源预置、价值聚和、公正预分配”四位一体的系统性、范式级经济学理论。该理论尤其以其提出的价值方程 V=α × (B × D2) 而凸显其创新性。这一理论框架跳出了单一交易或预测技术的局限，构建了一个涵盖哲学基础、核心假设、关键机制、实践路径的完整体系，是对经济学范式的重大创新，也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深度契合的理论形态。

三、预经济学的革命性突破：范式、问题与方法

预经济学的革命性，体现在其对传统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范式、问题聚焦和研究方法上的根本性超越。

（一）范式革命：从“被动适应市场”到“主动塑造未来”

西方主流经济学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之上，构筑了一个以价格信号为核心、市场自发调节的理论大厦，将经济活动本质上看作是“需求出现-供给响应”的被动适配过程。这种范式下，市场失灵常被归为外部冲击或信息不对称等偶发因素，缺乏系统性的前置解决方案。其结果是，理论难以有效解释和解决供需错配、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分配不公等深层结构性问题。

预经济学实现了根本性的范式转换：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预置”。它隐含地以“社会文化人”为前提，承认个体需求的多样性、社会性和可引导性，强调通过数据要素整合分散、潜在的个性化需求，通过生产性交易在供需双方之间建立事前联结，使经济活动从“原子化的个体博弈”转向“网络化的社会协同”。预经济学认为，市场并非总是自发趋向均衡的完美机器，而是一个可以通过“预见-预置-聚和-预分配”机制进行主动优化和塑造的动态有机生态。经济主体的核心能力，不应仅是适应既定市场规则，更在于能够预见市场趋势、参与塑造未来市场格局。这一范式转变，为从根本上破解现代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提供了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问题聚焦：从“资源配置”到“价值创造与公正分配”

西方经济学长期将“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作为核心议题。预经济学则直指现代经济的核心症结——“供需错配”及其背后的“分配失衡”，并将研究焦点延伸至“如何最大化要素价值”以及“如何公正分配已创造的价值”。

基于此，预经济学关注并力图解决的基本问题体系更为宏大和深入：

需求预见的科学化：如何利用大数据、AI等技术，构建能将模糊、潜在需求转化为清晰、确定性需求信号的模型？

生产性交易的机制设计：如何让交易行为本身贯穿从“需求定义”、“生产协同”到“价值实现与分配”的全链条，使其成为创造价值而不仅仅是转移所有权的环节？

数据要素的深度融合与价值度量：数据如何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在预见、预置、预分配中发挥核心作用？如何衡量数据贡献（“按数分配”的依据）？

预分配机制的公平性探索：如何在事前机制中保障中小企业、普通消费者和数据提供者的权益，避免要素和财富向资本过度集中？

“按劳、按数分配”向“按需分配”的过渡路径：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如何动态调整分配原则，逐步接近共同富裕目标？

货币职能的演进：如何理解货币作为“跨时空价值交换的可编程承诺”在预经济中的作用？如何设计支持预分配逻辑的货币与金融工具？

余氏价值方程（V=α × (B × D2)）的阐释与应用：该方程如何量化描述预经济中的价值创造规律？其参数（如α代表配置效率，B代表基础资源，D代表数据驱动能级）如何设定和优化？

区域与产业的适配性研究：不同产业、区域如何根据自身禀赋，构建特色预经济模式？

技术赋能路径：AI、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如何赋能预经济全流程，提升协同效率和信任水平？

代际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如何通过预经济机制实现资源在代际间的合理配置，助力绿色发展和“双碳”目标？

（三）方法创新：从“数理模型崇拜”到“多元方法融合”

西方经济学在追求“科学化”过程中，逐渐陷入对复杂数理模型的过度依赖，导致其理论常常脱离现实复杂性，解释力和指导力下降。

预经济学则秉持“问题导向、方法多元”的原则，不强求单一方法的垄断地位，而是根据具体问题的性质，灵活整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

其方法论体系呈现出高度的开放性与协同性：

定量与定性结合：既运用数学建模、大数据分析、仿真模拟等构建精准的需求预测模型和验证价值方程，也采用制度分析、案例研究、田野调查等方法来理解真实世界的需求特征、交易行为和社会关系。

跨学科交融：吸收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复杂系统科学等多学科养分，形成综合性的分析框架。例如，用经济学分析价值创造与分配，用管理学优化预配置流程，用社会学洞察群体行为，用区块链技术设计可信的交易与分配协议。

技术驱动：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技术，将其作为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不可或缺的工具，提升预判的准确性和操作的智能化水平。

这种多元方法论的协同运用，使预经济学能够有效应对“需求的不确定性”、“多元主体协同的复杂性”、“长期价值的衡量”等传统经济学难以妥善处理的重大议题。

四、构建中国气派预经济学的理论根基与实践路径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预经济学，必须立足中国实践，融通中外精华，构建一个系统完备、开放发展的理论体系。

（一）传承与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预经济学提供了最根本的理论基石。

其一，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深刻指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预经济学中的“预消费”原理，正是对“消费作为生产内在环节”和“消费创造生产动力”这一思想的时代化运用，通过前置消费意向，强力引导和塑造生产。

其二，劳动价值论与分配理论：预经济学对财富源于“自然资源+人类劳动”的强调，以及对“按劳分配”、“按数分配”（数据劳动）的倡导，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坚持与发展，其对资本“催化剂”作用的界定，以及对按资分配的批判，深化了对资本主义分配逻辑的认识，为建立更公正的预分配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三，时间节约规律：马克思认为“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这与预经济学通过事前精准匹配来极大减少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浪费，其核心目标高度一致。构建预经济学，必须深入挖掘和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前瞻性、计划性思维与公平分配思想。

（二）指引与遵循：党的经济思想的实践导向

党的经济思想是预经济学发展的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预经济学始终将满足人民真实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直接体现在其“预分配”的核心理念中。新发展理念与预经济学高度同构：“创新”是预经济的根本动力；“协调”是预经济实现供需平衡、产业协同的内在要求；“绿色”是预经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自然属性；“开放”是预经济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的必然选择；“共享”是预经济通过预分配机制实现发展成果普惠的最终体现。构建预经济学，必须系统阐释和融入党的经济思想的精髓，确保理论创新始终锚定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三）滋养与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预”的智慧。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古老箴言，直接点明了事前规划的重要性；

“未雨绸缪”体现了前瞻性的风险管理意识；

“聚沙成塔”、“积微成著”揭示了通过聚合分散资源成就大事的“聚和”逻辑；

“不患寡而患不均”则体现了对分配公平的悠久关切。

将这些思想精华与数字时代的技术条件和经济形态相结合，能够为预经济学注入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标识。

（四）源泉与动力：中国实践的总结升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特别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探索，为预经济学提供了最鲜活的素材和最强大的动力。从制造业的C2M（用户直连制造）定制、农业的订单种植和社区支持农业（CSA），到电商平台的多样化预售、数字内容创作的众筹模式、资源共享的互助安排，再到区域层面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产业预布局和要素预配置，这些丰富多彩的实践蕴含着预经济的基本逻辑和演变规律。通过系统的案例研究、比较分析和经验提炼，总结其成功模式与面临的挑战，是构建植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的预经济学的关键路径。

（五）开放与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吸纳

构建中国特色的预经济学，必须具备宽广的世界视野和开放包容的胸怀。西方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理论、信息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等，对其微观行为基础有深入分析；演化经济学、创新理论对动态过程有所关注；生态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研究对长期和代际问题有所思考。这些思想中的合理成分，都应加以批判性吸收。同时，必须积极运用现代计量方法、复杂网络分析、人工智能算法等先进技术工具，不断提升预经济学的科学性、精准性和解释力。

五、核心创新点的深化阐释：预分配、价值方程与货币本质

（一）预分配理论：重构财富分配的逻辑起点

预分配是预经济学的核心贡献之一。它强调分配问题不应仅是生产结果的事后分割，而应内嵌于价值创造的全过程。其理论基础在于：

财富本源重勘：确认为真实财富由自然资源（N） 和人类劳动（L） 共同创造。资本（C） 是重要的组织要素和催化剂，能提升价值创造的效率，但其回报应基于其承担的风险和提供的服务，而非因其占有地位而获得主导性分配权。这从根本上动摇了“资本主导分配”的合法性。

分配原则演进：倡导依据价值创造的真实贡献进行分配。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原则，这里的“劳”应作广义理解，既包括传统生产劳动，也应涵盖在预消费、数据提供、创意提出等过程中付出的“消费劳动”、“数据劳动”等。

按数分配：是数字时代的必然要求。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那些产生有价值数据、为优化生产和配置做出贡献的主体（包括消费者），理应依据其数据贡献度参与分配。

按需分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远大理想，也是预经济学追求的长期方向。通过预经济模式极大提升生产力和社会福利水平，为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创造条件。

预分配机制，就是在生产活动启动前，通过规则设计（如合约、平台机制、政策），相对清晰地界定未来价值成果的分配比例，将“按劳、按数”的原则前置，从而减少事后争议，激励各方深度参与价值创造。

（二）余氏价值方程 V=α × (B × D2) 的历史贡献与意义

余求宝教授提出的价值方程 V = α × (B × D2），是预经济学定量化研究的一个基石性创新。

V（Value）：代表最终实现的经济社会价值。

α（Allocation Efficiency）：代表资源配置效率系数，体现预经济模式通过事前匹配对效率的提升作用。

B（Base Resources）：代表基础性资源禀赋，包括自然资源、传统资本、劳动力等。

D（Data Drive）：代表数据要素的驱动能级，强调数据对经济价值的乘数效应。

该方程的历史贡献在于：

量化揭示数据价值：以D的平方形式，凸显了数据作为乘数因子对新价值创造的指数级驱动作用，而不仅仅是附加作用。

强调配置效率的核心地位：将α作为前置系数，表明即使拥有相同的B和D，不同的预置和配置方式（α值不同）会导致最终价值V的巨大差异。

整合传统与新兴要素：将传统资源B与新兴数据要素D纳入统一框架，解释了二者融合创造价值的关系。

支撑预分配理论：方程为衡量劳动、数据等要素的贡献提供了潜在的量化基础，使得“按劳分配”、“按数分配”更具可操作性。

货币本质的再认识：跨时空价值交换的可编程承诺

预经济学对货币本质提出了深刻见解：货币本质上是是一种“跨时空价值交换的可编程承诺”。

跨时空：货币的核心功能是解决价值在时间（储蓄与未来购买）和空间（异地交换）上的转移问题。

价值交换：货币是价值的一般代表，便于不同质的使用价值进行交换。

可编程承诺：这是数字时代对货币认识的深化。货币不仅是一种一般等价物，更是一种蕴含规则的“承诺”。这种承诺可以通过代码（如智能合约）进行编程，使其在特定条件下自动执行。例如，在预经济中，一笔预付款可以编程为：当产品达到某个生产节点时释放部分金额给生产方，当确认收货后支付尾款，甚至可以根据最终销售数据自动向数据贡献者分配收益。

这种对货币的理解，使得货币从被动的中介，转变为能主动嵌入预分配逻辑、保障合约执行的智能工具，为构建支持预经济模式的金融基础设施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

结论

新时代中国特色的预经济学的兴起，是经济学思想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范式变革。它通过将“预见-预置-聚和-预分配”的前置逻辑系统化、理论化，不仅为破解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深层矛盾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中国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探索更有效、更公平、更可持续的经济治理模式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构建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预经济学体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理论界与实务界持续共同努力，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融通古今中外优秀思想成果，扎根中国大地实践，不断深化和完善这一理论，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为世界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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