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人物（记者马将平）清明时节，吴氏后人远赴无锡梅里祭拜始祖泰伯，寻根溯源，感念先贤。泰伯三让天下、奔吴拓荒，融中原文明于江南水土，开吴文化之滥觞，其至德仁心、谦让开拓之风，被千古称颂。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海联会副会长、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先生的《至德之光：无锡泰伯庙拜祭记》以行程寄情思，追溯先祖功业，阐释“让”与“拓”的精神内核，并由文明交融引申至中华文化传承。千年伯渎长流，至德之光不绝，先贤风骨滋养文脉，亦为当代文明守正融合、薪火相传，留下深远启示。 

至德之光：无锡泰伯庙拜祭记吴志良 

 四月江南，草长莺飞。       从澳门出发，过长江，入无锡，直奔梅里。此行不为别的，只为在清明时节，拜祭我们的开宗始祖——泰伯公。       车子驶入梅村，伯渎河静静流淌，两岸杨柳依依。这条三千多年前由泰伯公率众开凿的人工运河，至今仍在江南大地上蜿蜒，像是先祖的目光，穿越时空，注视着这片他亲手开拓的土地。       泰伯庙在梅村古镇的中心，庙前石坊高耸，“至德名邦”四个大字在春阳下熠熠生辉。石坊之后，古木参天，翠柏掩映，泰伯庙的殿宇便在郁郁苍苍之中露出飞檐翘角。       走进庙门，一种肃穆之情油然而生。作为吴氏子孙，这片土地于我而言，不只是风景，更是根脉所在。       三千二百多年前，周太王古公亶父有三子：泰伯、仲雍、季历。季历之子姬昌自幼聪慧过人，太王有意传位给季历，再由季历传于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泰伯公作为长子，本该继承王位，但他深知父亲的心愿，为了成全父亲的安排，更为了周室的长远兴盛，他与二弟仲雍以采药为名，毅然离开岐山，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奔赴当时尚属“荆蛮之地”的江南。       孔子在《论语》中赞叹：“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司马迁著《史记》，将《吴太伯世家》列为三十世家之首。这份荣耀，不因权位，不因功业，而因一份超越时代的德行。       泰伯公的“让”，不是软弱退避，而是大智大勇。他知道，家族的兴盛不在于一己之位，而在于人尽其才、各得其所。这份胸襟，在后来的吴氏血脉中代代相传，成为一种精神基因。       泰伯公奔吴之时，江南尚是水泽之地，土民以渔猎为生，刀耕火种，文明未开。他入乡随俗，“断发文身”，与当地土著打成一片。这一举动，不仅是生存的智慧，更是对江南人民的尊重。       大殿门前的楹联吸引了我的目光，这是母校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于1985年3月为泰伯庙所题：       “孝亲在知亲让位于弟背井离乡哪怕披荆斩棘，       从俗而化俗推已及人启蛮迪夷何忧断发文身。”       这副对联，将泰伯公的一生功业概括得淋漓尽致。上联写他让位南奔的孝悌之心与开拓之勇，下联写他入乡随俗、教化百姓的胸怀与智慧。       据载，泰伯公定居梅里后，将黄河流域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到江南，教民耕作，种桑养蚕，发展生产。他还带领百姓开凿河道，兴修水利，伯渎河便是那时开凿的。这条全长五十七华里的运河，西起无锡伯渎港，东至苏州漕湖，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人工运河之一。       考古发现为历史记载提供了佐证。梅里遗址出土的陶鬲，形制与陕西岐山出土的陶鬲如出一辙，三千年前，正是泰伯公将中原的器型与文化带到了江南。两件陶鬲，相隔千里，完成了跨越时空的互证。       泰伯公的教化之功，不只在农桑水利。他以石为纸，以炭为笔，以歌为教，将周族的诗歌与当地的歌谣相融合，创出了吴歌。文明的种子，就这样在江南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走进大殿，泰伯公的塑像端坐中央，面容慈祥而坚毅。塑像是1985年重塑的，但这座庙宇的历史要久远得多——始建于东汉桓帝时期，距今已近两千年。       殿内悬有历代帝王与名士的题匾，清康熙帝题“至德无名”，乾隆帝题“三让高踪”，还有荣毅仁先生题写的“锡邑之光”。每一块匾额，都诉说着后世对泰伯公的敬仰。

 我在殿中流连许久，思绪万千。泰伯公当年带着仲雍和少数随从，背井离乡，跋涉千里，来到这片陌生而蛮荒的土地。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是语言不通的土著，是水土不服的环境，是一无所有的起点。但泰伯公没有退缩，他以诚待人，以德服人，最终赢得了荆蛮百姓的拥戴，“从而归之千余家”，建立了江南第一个文明古国——勾吴。       泰伯公的精神，被后世称为“至德”。这至德的核心，便是“让”与“拓”——让的是权位名利，拓的是文明疆土。

 对联中的“背井离乡哪怕披荆斩棘”“从俗而化俗推已及人”，正是这种精神的写照。泰伯公的开拓，不是简单的迁徙，而是一场文明的远征。他将黄河文明的火种带到了长江之滨，开启了吴文化的源头。       这些年来，我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澳门，中华文化的根脉如何传承与发扬？       今天，站在泰伯庙前，作为后裔，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泰伯公三千多年前的“奔吴”，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第一次大交汇。他“从俗而化俗”，既不固守原有的生活方式，也不全盘接受当地的习俗，而是将中原的先进文化与荆蛮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创造出独特的吴文化。这种“和而不同”“推己及人”的智慧，正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生命力所在。       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汇之地，与泰伯公当年的“奔吴”何其相似！五百多年来，澳门一直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对话的窗口，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在澳门工作生活四十年，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迁，也深深体会到：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交流与融合，在于坚守与创新的平衡。       泰伯公的“至德”精神，是吴文化的源头，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基因。我们有责任将这份精神传承下去，让“让”与“拓”的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每年的祭拜仪式在殿前广场举行。香烟缭绕，鼓乐齐鸣，来自海内外的吴氏宗亲齐聚一堂，共同缅怀先祖：泰伯公，三千多年前，您从西北来到江南，开疆拓土，传播文明；今天，您的血脉已经遍布天下。当年您开凿的伯渎河，至今仍在流淌；当年您建立的勾吴国，已化作这片土地的文明底色。       泰伯公去世后，葬于无锡鸿山。吴人悲痛欲绝，争相献花，漫山遍野花草无存。后来者不忍空手而归，便各采一束麻系于腰间，以表哀思。这一风俗流传千年，成为中华民族披麻戴孝的丧葬礼俗之源。这虽是传说，却真切地说明：泰伯公的德行，深植于民心。       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夜泊伯渎河，写下“平墟境里寻吴事，梅里河边载酒船”的诗句。他所寻的“吴事”，便是泰伯奔吴的传奇；他所载的“酒船”，或许也承载着对至德精神的敬意。       车子驶离梅村，渐行渐远，但我的心却与这片土地紧紧相连。泰伯公的至德之光，穿越三千多年的时空，依然照亮着我们的来路与归途。       （原载《大公报》，作者：吴志良，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海联会副会长、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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